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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大发app
                                                        发稿时间:2020-08-13 12:40:58

                                                        如果我们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恐怕未必能应对得了目前这种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很多网友讨论说冲突、特别是局部热战的冲突,到底可能会爆发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看来,过去老冷战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不打大规模热战,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比如不久前网上传出美国要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入境,并且要严格审查以前已经获得签证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中间有没有共产党。这引起了很多议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可笑行为。因为如果要把共产党都驱逐出美国,那美国所有的中国领事馆、大使馆,以及中国驻美机构恐怕都要关门了,这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以新冷战意识形态划线,要求整个欧盟反对香港国安法。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法,司空见惯,但是中国要想做就不行。这充分说明在新冷战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香港恰恰是跨国公司、大金融资本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大家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制裁香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仍然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但很少有人从新冷战国际政治策略出发,它的策略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理性,是政治理性。

                                                        当大量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接受西方投资的时候,就给了西方金融资本经济一个空前的扩张空间。正好中国处于一个要素价格的低谷,因为前几十年为了国家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为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大家拿的工资都很低。记得197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只有30块钱;更早之前我当兵的时候,第一年只拿6块钱,第二年7块钱,第三年8块钱。那时候普遍低工资,且农民得到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整个国家把所有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由国家占有了之后,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

                                                        在这样一个新的三大战略支撑之下,中国将有可能化危为机,危机挑战确实是客观的,想躲是躲不开的,只能通过战略调整来应对。那这个应对总得有个导向,那就是从2007年已经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导向。当年提出的是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的推行这三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那将会出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严峻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需要靠我们每个人提升认识,自我反思,调整行为,才有可能应对危机并且化危为机,才能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这一系列的冲突和挑战正在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冷战的非理性的挑战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的时候,那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中央会议上领导人明确讲的,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就是说并不放弃国际循环,只要现在这个全球化不解体,只要对方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去中国化,中国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住利用国际市场的这个外部条件,特别是像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进口依赖,恐怕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国内的资源根本不可能满足。

                                                        六、中国被纳入新冷战的原因

                                                        一名自称来自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牧师威廉·德夫林(William Devlin),曾与“港独分子”陈浩天齐齐现身去年理大“修例风波”现场,开直播偏颇报道现场状况,他更声称与另一名牧师帕特里克.马奥尼(Patrick Mahoney)在现场“为香港年轻人祈祷”云云。一名Sky News(英国天空新闻台)的外籍记者,在进入理大汽油弹“武器工厂”、“修例风波”指挥中心拍摄时,受到黑衣蒙面暴徒的“热情款待”。此外,一名报称从美国来港当“义务救护员”的外籍人士,当时在理大食堂为暴徒做饭。

                                                        因此,今天的新冷战,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8、19年,美国经历过老冷战的一批政客,无论是博尔顿、班农,还是特朗普、蓬佩奥这些人,他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战的意识形态,没道理可讲,就是划线站队,再加上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套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站队。

                                                        在这些事情上,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不能用正常理性来思考的问题、不能用正常理性来对待的事态。比如,一般从经济理性出发,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用担心,美国人不会冒着这么大的损失来跟中国强行硬脱钩。这些都是从以前教科书上看到的逻辑解读所形成的理性思考来做的判断,无可厚非,因为我们过于习惯如此,习惯这种分析方式。但是,其实在冷战期间,这种经济理性都不再是主要考虑。如果参考过去冷战的经验教训,大家应该知道,连像卓别林这样的喜剧演员,因为他演的很多电影是表达下层社会的尴尬和痛苦,因此被直接说成是共产党而受到批判。美国在冷战初期甚至把推行“罗斯福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也当成共产党。

                                                        四、老冷战时期中国的应对经验